庞大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

藤校通工作室 Ivy Express

美国最初实施高等教育时,没人料到该领域会在未来取得巨大成就。1638年,一小群年轻人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进入美国第一所大学学习。当时的他们浑然不知,美国大学在未来会是何等繁荣。第一学年结束前夕,该大学时任校长纳撒尼尔·伊顿(Nathaniel Eaton)被指控差点将一名教师殴打致死,而他的妻子也因克扣供应给学生的啤酒,以及向食物中掺杂污物而饱受诟病。最终,校长伊顿在被解雇后立刻离开了学校,据称,他离开时还卷走了学校的大量捐款,而学校也因此被迫关闭了近一整个学年。

尽管开端并不尽如人意,美国高等教育却慢慢成长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巨大产业。如今,美国拥有约4 500所高等院校,吸纳2 000余万学生及140万教职工,年总支出超过4 000亿美元。小到仅有几百人的学院,大到拥有逾5万在册学生的大学,都包含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的羽翼下。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五大分类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一体系,我们权且将其分为几类教育机构,每一类都有自身独一无二的办学宗旨与特点。

研究型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府成立于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许多优秀的公立大学创立于19世纪;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是在美国内战后,由一批富甲一方的实业家兴办起来的;布兰迪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等后起之秀,则创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尽管美国只有约200所研究型大学,大部分博士学位却都是由这些学校颁发的,其专业领域多为法律和医学,超过25%的学生在这些学校内就读。全美排名前6的知名学府在世界排名中遥遥领先,这几所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至少占到了博士生总数的50%。每年,美国政府都会拨款几十亿美元用于学术研究,这些学校获得款项的比重也相对更大。它们预算庞大、资金充足,拥有最好的专业学院和藏书量最丰富的图书馆。而大部分学院接收的学生人数不到申请者数量的一半。个别学院尤为挑剔,每接收一个学生都意味着要淘汰数名申请者,录取率仅为几分之一。

综合性大学

美国约有700多所综合性大学,这些大学不仅诸多学科开设了硕士和博士课程,同时也会鼓励教师开展一些研究工作。许多综合性大学是公立性质的,本科生人数众多,学生背景多种多样,大部分人都是走读生、少数族裔、在职学生以及30岁以上的成年人。综合性大学的申请政策不太严格,大部分申请者都能入学。这些学生的高中平均分和高考分数远低于进入研究型大学的学生。

许多综合性大学的前身是技术学院或者培训公立学校教师的师范学院。现在,这些综合性大学的规模扩大了,也开设了诸多职业学位课程。有时,它们也竭力表现自己独一无二的实力。个别综合性大学后来发展成了研究型大学,更多位于城市的综合性大学则自诩“城市大学”,肩负着服务周边城区的特殊使命。同时,它们也开设符合城市及其周边就业岗位需求的课程。综合性大学进行的许多研究都与现实问题相关,比如,本地雇员、政府机构、社区组织等。此外,它们还经常为当地的公立学校、社区学院、小型企业及其他经济实体提供特别的服务,这些机构也从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扶持中获益匪浅。

四年制学院

美国拥有大约1 000所四年制学院,大部分为非营利性的私立学校。有些学校在宗教教派的赞助下建立,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四年制学院的规模比研究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小得多,通常每年接收的学生不超过2 000人。100年前,大部分四年制学院主要以人文科学为主,甚至有的学校只有文科。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大学的目的是为以后的求职就业打基础,私立学院也逐渐意识到,要吸引足够多的学生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学校向本科生开设不足半数的文科专业,少于25所学校仍然在坚持纯人文学科教育。

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及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等几所私立学院每年吸引诸多优秀的学生,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由于申请者众多,加上校友们的慷慨捐赠,这些学校的财政预算十分充足,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除去这几所幸运院校,其他许多私立学院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大部分现存的私立学院都面临着与公立大学争抢本科生的压力。由于公立大学可以获得各州政府的资金补贴,因此它们的学费更加低廉。在过去的50年中,许多私立学院一直挣扎在收支平衡的边缘,且表现欠佳,因而不得不偃旗息鼓、关门大吉。

社区学院

除了大学和四年制私立学院,美国还拥有1 000多所两年制、非营利性的社区学院,其中约85%为公立学院,它们接受来自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资金的资助。而社区学院的本科生人数占全美总数的40%左右。

社区学院兴起于20世纪初期,当时主要面向那些想取得文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2)的学生,他们想花两年时间,就近在一所价格较低的学校学习,来为进入四年制学院作准备。尽管许多社区学院很早就开设了文科类课程和职业培训课程,但职业教育开始真正吸引大批学生,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目前,除了文科课程,大部分社区学院还开设多种多样的职业学位课程及短期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与学校附近的用人单位联合开办,来为特定职业岗位培养雇员。

与四年制学院不同的是,仅有少数博士在社区学院任教。几十年前,许多社区学院的教师还都是高中教师的水平。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都来自相关业界,通过职业培训课程向学生传授相关领域工作的实用技能。大部分教师都是兼职,他们或有其他工作,或者兼任多家教育机构的教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区学院蓬勃发展。1963—2006年,社区学院的招生人数增长了740%,而同期四年制学院的人数仅增长了约200%。现在,全美社区学院共拥有超过700万学生。为了实现美国“人人机会均等”的理想,社区学院为许多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相比典型的大城市里的大学,社区学院的学生结构也更加多元化,学生的年龄各异、民族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志向和目标。他们中的60%为非全日制,80%有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45%为少数族裔,42%是家中初代大学生。这其中许多人在入学前缺乏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数学能力,在开始正式的学分课程前,学校会要求他们先补修部分课程。

关于社区学院,有一个一直持续不断的争论,那就是它们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最终能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对于一些人而言,能够就近在便宜的社区学院读书,无疑为他们日后进入四年制学院攻读文学士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鉴于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社区学院的毕业率并不高。而即使许多学生达到要求,可以申请进入到四年制学院,他们最终却选择继续在社区学院修在职教育课程,而不转去正规大学。这大多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咨询获得足够的关于正规大学的信息;也有一些学生则认为正规大学的课程乏味且不甚实用,因此提不起进一步学习的兴趣;还有一些学生在社区学院时所选的课程大多偏职业,而职业课程获得的学分是不能申请四年制学院的。所以总的算下来,最终只有20%~25%的社区学院学生能够转入四年制学院继续学习,而当初进入社区学院时,2/3的学生都信誓旦旦地表示有这个意愿。因此,最后实际成功入学的只是少数。如果社区学院不复存在,是否就有更多学生能够进入四年制学院并取得学位呢?这个问题一直被热议,但至今也没有答案。

营利性教育机构

除了以上几类学校之外,美国还有着规模庞大的营利性教育机构,它们的数量超过1 300所,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大约半数的机构能授予学士学位,其余的则是两年制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可以向学生颁发针对特定职业岗位的培训结业证书,如美容或烹饪。营利性教育机构主要提供职业培训辅导,尤其适合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他们往往想通过培训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总体而言,这类机构颁发的学位占到所有高等教育学位的将近10%。

尽管大部分营利性教育机构是小型学校,但有几所却规模庞大,拥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学生。最大的15所教育机构拥有整个营利性教育部门60%的学生。它们在美国很多州、甚至海外都设有分校。无论是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还是网络课程,这些“超级大学”都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增长最快的部分。(3)不过,在过去两年间,由于招生泛滥,毕业率过低以及大量学生贷款违约等问题频发,这类机构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减少。

与公立大学和大部分非营利性的私立学校不同,营利性教育机构主要依靠学费运转。由于其大部分学生的收入都不甚宽裕,因此学生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以及美国政府教育贷款的支持。2008年9月,尽管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不超过全美本科生总数的10%,却获得了24%的佩尔助学金以及26%的政府担保贷款,而由此产生的债务负担也比非营利性学校的学生更加沉重。

通常,营利性教育机构很少与文理学院或研究型大学有直接的竞争关系。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学生年龄相对较大,有工作,希望通过获取相关技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通过削减开支,如全年无休提供教育课程;办学场地租多买少;不开展学术研究、体育活动、课外活动以及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服务等,这些营利性教育机构在收费低于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同时也能赚取一定利润。许多最好的营利性教育机构往往会将授课地点安排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将课程安排在晚上或周末,以方便那些白天有工作的人。此外,这些机构还花大量的精力为毕业生安排工作,不断调整课程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它们还一直在大力推行网络教育,尽可能为那些需要上班、不便前往学校上课的人提供更多便利。由于营利性教育机构一直专注于自身的特点,竭尽所能为那些年龄较大的在职学生提供高效的服务,从而为许多只能就读社区学院以及甚至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人,打开了另一扇受教育的大门。

尽管成绩斐然,营利性教育机构也并非十全十美。虽然有些学校看起来表现尚好,但是也有不少学校辍学率很高,而且尽管貌似给学生进行了不少培训,却无法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它们竭尽所能招揽学生,有时花费在招生上的钱要远超教学。个别学校招收的学生毕业难度大,或者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接

受调查的每15所营利性教育机构中,就有一所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欺诈或误导行为。

有些进入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学生还没完成学业就辍学了。在那之后,他们拖欠教育贷款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学校的学生。进入营利性教育机构6年之后,学生更有可能面临失业,其风险比那些非营利性学校的学生更大,工资也要低8%~9%。由于大型营利性大学运营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的助学金和担保贷款,因此,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营利性教育机构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令人喜忧参半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四大特征

纵观历史,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大部分时候都与其他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近年来,尽管这些差异有所减小,却仍旧十分明显,成为了美国鲜明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独有的特色,才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尽管也会问题频出)享誉海外。

特征1:多元化的教育机构

美国高等院校数量众多,风格多样。其中大部分为私立学校,但学生人数只占全美大学总数的20%。有些教育机构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学生;有些规模庞大,在册学生可达到5万以上。另外,它们之中有些资源有限;有些则预算充裕,赞助款可多达几十亿美元。虽然许多机构都是独立学院,但也有不少旗下建有各类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少数学院(大约占总数的10%)在挑选学生时极为严格,大部分的申请者都无法最终入围。其他的院校则会接收大部分申请者,甚至还有一些学校来者不拒。一些私立高等院校与宗教团体关系密切。绝大部分学校男女兼收,但也有一些仅接收女生,还有些学校的学生全部是非洲裔或印第安人。超过1 000所学校专注于某一特定专业领域,比如,商业、艺术或综合性医学研究,而另一些学校则提供更多不同的教育课程。美国的教育机构如此多元化,几乎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比如表演艺术、外语或者研究传统的宗教价值观。

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安默斯特学院等都是入学要求极为严格的美国名校,它们会对学生进行高强度而全方位的培养,其水平是任何其他国家的院校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学校的大部分本科生的食宿都在校内,并可以参加由学校主持的、种类繁多的各项课外活动,如参加运动队、管弦乐团、校报、政治俱乐部、各种社区服务活动等,不胜枚举。学生们可以积极参与学校治理,甚至可以在课程设置和学生生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学生宿舍、男生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也常常会组织舞会、派对或其他社交活动。学生事务办公室会安排种类繁多的公共演讲、音乐会、戏剧演出和校内体育比赛。简而言之,这些学校会安排自助餐般丰富的学术活动和

课外活动,学生们只要醒着的时候就基本不会担心没事做。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美国的这些名校给学生带来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学习体验。在其他国家,大学对于学生课外活动通常只是给些指导意见,至于开展具体的活动,只是让学生们按兴趣自己去组织。

尽管以上描述的寄宿制大学是很多人对美国本科生活的印象,但今天,只有不到20%的学生能拥有这样的大学生活。包括几乎所有社区学院在内的大部分学院,都只能向极少数本科生提供住宿,并不会像寄宿制大学那样积极安排本科生的社交活动和课外活动。由此,许多学生会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或是在学校周边租房住。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职学生,一般会花更多时间在外工作,需要超过4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毕业后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而不会多花几年继续进入医学院或法学院等专业学院深造。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通常会给学生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或第四次机会。高中成绩不好的学生仍然有机会进入大学,并最终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对于大学辍学的学生,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以全日制或在职学生的身份进入另一所教育机构。他们甚至可以在网上修习学位,这样就不用为了上课而辞职或搬家。目前,有超过40%的美国本科生年龄都在24岁以上,其中大约40%是在职学生。

与欧洲的传统不同,大部分美国人若想从事所谓的博学型职业(learned professions),尤其是法律或医学工作,都必须在大学本科毕业后,才能进入相关专业学院开始学习。对于那些有志于成为大学教授的学生也是如此。尽管为了以后能成为某一专业的教授,这些学生大都会从本科时就选择这门专业,但本科学习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他们最终获得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他们才能真正有机会当上大学教师。即便对于那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会为他们安排至少一年的必修课程,从而为他们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虽然美国与欧洲的做法确有不同,但两者间的差异也并非看起来那么巨大。因为美国学生本科学习的内容,在欧洲被划到了专业学习的范畴中,还有一些内容在欧洲属于中学课程,这样就能使欧洲的学生在更长的时间里打下更牢固的学习基础,这是大多数美国高中都做不到的。

特征2:政府干预少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美国的高等院校很少受到政府的监督和管制。在法国或德国这样的国家,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被视作国家的官方部门,它们的教师属于公务员,财政情况及行政运营都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尽管目前欧洲各国决策者已逐步鼓励各教育机构自行寻求财政来源,然而,大部分大学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转。

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私立高等院校,与公立高等院校的数量旗鼓相当。

公立高等院校主要由各州政府出资兴办,并进行监督。因此美国如果想像其他国家那样,制定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国性高等教育政策,并非易事。不过,美国政府倒是有权制定国家性科研政策,以引导并支持高等院校研究工作,因为州政府的经费主要支持公立高等院校日常运营,在科研方面给予学校的支持往往极少。但即便是制定统一的科研政策,依旧十分复杂。因为美国政府支持的科研经费是先分到不同政府部委和机构,再由它们自行分配下去的。更不用说产业界和各基金会了,它们也是各自提供资金,来支持与自身相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方向。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性政策是利是弊,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对于政府的态度。

当然,美国的高等院校也并非完全不受政府影响。与其他国家一样,它们也要遵守基本的法律法规,比如禁止使用毒品以及禁止因种族、宗教、年龄、性别和性取向而歧视他人等。随着进入大学学习的成本越来越高,以及其社会重要性的日益提高,高等院校的活动也受到了更多监管。有几个州的立法机构甚至通过法案要求公立大学必须教授某一门特定课程,或是对高等院校教师的最低授课量进行规定。然而,在大多数地方,州政府还是会尽量减少对于课程设置以及授课方法之类问题的干预。

美国政府是科研资金和学生资助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自然十分关心这些资金是如何利用的。虽然助学金往往是直接发放到学生手中的,但钱发出去后却很少有制度性的政策对学生用款的行为进行约束。用于支持科研的资金会受到更多具体要求与规定的约束,以确保资金能被合理使用,且项目以及相关人员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然而,大部分科研资金都是直接发放到教授个人手中的。受资助的教授由一个科研课题小组推选产生,该小组往往由该领域数位知名专家组成,他们自身通常也是大学教授。因此,尽管政府能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但大学教授们对于如何使用资金,以及具体哪些科研人员会得到这笔资金等问题更有话语权。

由于私立高等院校很少从州议会直接获得资金支持,所以州政府官员通常也不会过问这些学校的预算和学费情况。而公立大学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因为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是来自州政府和市政府的。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资金在州立大学运营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十分有限了。实际上,一些顶尖的公立大学现在从州政府得到的资金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学费收入和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但矛盾之处在于,州政府对公立高等院校的监管并没有随着其拨款一起减少。因此,已经有好几个州的公立大学在协商谈判,希望以减少州政府直接援助为条件,争取能在政府监管中独立,至少是部分独立。

特征3:多元的筹资渠道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美国的高等院校向来都可以从任何渠道获取资金。公立高等院校被允

许收取学费的历史由来已久,而欧洲最近才开始允许公立大学收取少量学费。因此,美国的家庭支出对高等院校资金的贡献远比其他国家要多。由于能成功从多个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美国高等教育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能从私营部门获取其大部分资金的教育体系之一(55%的高教资金都来自私营部门)。正是由于美国的高等院校千方百计地不断拓宽其资金来源,它们筹措资金的水平也因此冠绝全球。如果将各类资金都计入在内的话,美国高等教育的支出占国民总收入2.4%,大约是欧盟各成员国平均水平的两倍(4)。

美国许多私立大学声名显赫,加之长久以来往往从非政府渠道筹集资金,这就使得在规模、资金和声望上,它们都远胜于其他国家同类高等院校。由于外界的慷慨捐赠,美国少数大学能够成功积累丰厚的资金,带来可观的年收入,以应对其运营支出。这样的学校虽然不多,但是队伍正在不断壮大。目前,至少有75所美国高等院校的资金规模都在10亿美元以上,而罕有外国高等院校能与此匹敌。但同时,美国其他大部分高等院校的资金并不宽裕,教职员工工资偏低,图书馆规模较小,各种校内设施也不够上档次。

特征4:无处不在的激烈竞争

美国高等教育最后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高等院校之间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存在于大学事务的方方面面——录取招生、吸引师资、筹集资金等,不过最明显的恐怕就是校际体育竞赛了。知名高等院校之间在这方面的竞争尤其激烈:比赛中取得好名次往往能提高大学知名度,进而帮助学校筹集更多的资金,由此获得更好的生源和师资。社区学院和城市大学对于提升知名度可能没有太大的需求,但是它们也面临着大型营利性大学带来的招生压力。一些小型的私立院校则始终要费尽心思吸引学生,以防止生源全都流入学费更低的公立院校。

在美国,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长期以来都是受到鼓励的。这种激烈竞争既存在于私立院校之间,也存在于私立高等院校和公立高等院校之间。这种竞争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加剧,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各高等院校在全美范围内招生成为现实。而各高等院校及其科研人员也必须以相互竞争为基础,向美国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决定将助学金直接发放到学生手中,让他们不用再将学校和家的距离作为择校的标准,这不仅进一步鼓励各高等院校在更大范围内招录优秀学生,从而也加剧了高等院校的竞争。

近20年来,高等院校间竞争愈演愈烈。反映各高等院校综合质量的大学综合排名(包括数百所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及专业学院等)被公众广为关注,这进一步引发了各大院校的激烈竞争,促使高等院校在科研能力及学生培养水平上你追我赶。尽管大学排名标准经常受到(而且也确实值得)质疑,但排名结果却还是会影响到学生申请和私人赠款的选择。这也促使各高等院校使出出浑身解数,向更高水平攀登。

被视为成功模式的美国高等教育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了美国高等教育与其他各国高等教育的不同之处。但是在近25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科研和教育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些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有着强烈的意愿推动其大学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被普遍视为成功模板,其许多特色也纷纷被他国借鉴。

为了协调各成员国的教育实践,鼓励学生的校际流动,欧盟最近开始采用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这一模式与美国十分相似。为了吸引更多留学生,欧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大学的部分院系,有的甚至是整个学校,都开始进行英语授课。荷兰甚至借鉴了安默斯特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等三年制文理学院(5)的模式,开始探索类似的制度并进行英语授课。

许多国家在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培养方式上也逐渐向美国博士生项目靠拢。在这些国家,研究经费的充裕程度也逼近美国的普遍水平。中国、韩国、法国、德国,甚至是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也都按照美国大学的模式开始打造自己的“世界级”顶尖学府。

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同美国一样,欧洲各国政府一方面要尽力为日益增加的学生支付庞大的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又要建设一流的科研人才队伍。为了缓解压力,欧洲各国政府开始逐步限制对大学的直接拨款,促使大学更多地向外界寻求资金。同时,它们也鼓励学科带头人与企业界建立起伙伴关系,以大学为根据地建立研究型企业,共同开展一些营利项目。欧洲各国政府(除北欧国家外)还开始允许大学有限制地向学生收取一定学费。当然,即便收费也要比美国的普遍标准低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让大学开源办学的努力仍然成果有限:在整个欧洲,政府拨款依旧占到大学预算的75%~85%。不过,假以时日,其他资金来源很有可能会在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巨额支出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为了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立法者也引入了竞争机制,比如,国内大学排名、科研经费竞标机制等。还有许多政府为了更大程度地激发大学活力,对大学的发展规划、预算制定和日常行政事务等都放松了管制,把更多权力下放给大学中的学科带头人及专业科研人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建立并完善大学研究和教学成果的评估体系来加强问责制。一些欧洲国家还将各高等院校科研教学的质量和成果作为政府拨款多少的参考标准,美国的一些州曾经尝试过这一做法,但是效果却十分有限。

为了实现上述转变,欧洲各国政府也对其高等院校治理结构进行了改革。即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政府在高等院校建立了校董事会和监督理事会,以更充分地听取各利益益相关方,尤其是企业界的声音。过去,许多高等院校的教授会(faculty senate)一度对于校内诸多事务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如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的人选问题以及人事、预算、战略布局方面的问题等。而现在这些权力被逐渐转移到了学科带头人和学校的行政人员手中。20世纪60年代末,在学生抗议运动后,一些国家建立了由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大学内部治理机构,目前这些机构也逐渐由决策机构变成了咨询机构。

类似的政府干预在美国并无必要,因为在欧洲发生的一些改变在美国已经存在。美国高等院校的校长往往拥有独立于州政府的较大自主权,并有众多相关专业人员辅助其工作。与高等院校利益相关的各方,尤其是企业界的利益,也能通过其在校董事会的代表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且,外部资金(包括学费收入)历来也是美国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经费来源多元化则更好地满足了大学的需求,帮助它们更加积极地展开竞争。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强大优势

尽管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日渐趋同,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美国仍然独树一帜。其中一大特点就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有着各种不同的高等院校,其学生质量、教师水平各不相同,手中掌握的资源也有天壤之别,学校间这种巨大的差异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另一个特点是,美国有大量私立大学,而且美国采用的是联邦制政府体系,因此,美国高等教育自治程度之高,远远胜于其他发达国家。此外,美国在高等院校投入之大、私人部门的捐赠水平之高,以及各校在生源、师资、经费和社会认可与名望等方面的竞争之激烈,在全球也并不多见。

美国高等教育的上述特点为其带来了许多优势。多元的筹资渠道使高等院校能获得充足的经费,这要远胜于其他国家。而且美国大学数量及种类繁多,无论学生有什么样的需求,都能够找到适合的教育方案。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仅促使学校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也为学校带来了进取创新、追求卓越的动力。尽管有时也会出现差错,但在美国50个州、数千所大学的体系下,即便是犯错,也是区域性的小错误,不会危及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学校的多样性以及较高的自治程度也使它们能在许多事业中发挥核心作用,并进一步鼓励创新和实验精神。比如,近几十年来,这种开拓创新精神促使各高等院校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帮助学校教授们与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建立公司来开发新产品。这种结合有时甚至能带动学校所在的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地区和大波士顿地区的发展就是这样。

可以确定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美国教育体系的独特优越性,偶然因素有时也起到了作用。比如,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来说,美国大学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财力,一是得益于美国经济实力强大,二是因为美国一直有私人慈善助学的传统。同样,也是由于历史的偶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它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庇护了大批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阴影下被迫逃亡的杰出科学家与学者。此外,随着英语成为学术界的通用语言,美国的大学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高等院校相比,也更容易吸引到优秀的教师。

尽管有着各种偶然的因素,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各项突出优势依旧毋庸置疑。这些优势在过去,也将在未来,不断支持美国高等院校取得各项成就。目前,世界各国高等院校都在争相向美国的模式看齐,而这一趋势也恰恰证明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强大。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潜在风险

尽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带来了诸多益处,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不能保证现有的成功可以持续下去。相反,在现有体系中,我们能找出可能会让美国高等院校在未来的表现大打折扣的众多风险因素。

其中一些威胁来自高等教育体系之外,而世界各国也都普遍面临着这些威胁。比如,如果政府长期、大量地减少高等教育拨款,现有体系对于这样的打击将束手无策。尽管慈善捐款、学费收入以及其他来自私人部门的资金可以缓冲,但不可能完全抵消政府减支所造成的影响。此外,即便政府能慷慨地给予高等院校持续、足够的资金支持,但是,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和他们获得的错误信息,都会影响立法者对于资金的分配,从而使高等院校无法从中获益。除了外部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有时,立法者还会因急于提升高等院校的表现而好心办坏事,制定出昏庸的法规令高等院校深受其害。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经费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于国家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必然会越来越多,出现政策错误的风险也随之变大。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初、高中教育,甚至是小学教育的水平。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人都希望接受大学本科教育,但众所周知,美国许多公立中小学都面临着办学困境,这也必然会给美国的高等院校制造更多的麻烦。(6)

此外,还有一些威胁与本书的研究目的更是直接相关。例如,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所决定的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可能也会出现问题。不过这一风险应当属于来自高等院校内部的问题,至少这是各高等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和教职工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克服的。因此,尽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优势明显,也取得了成功,但同样也面临着压力。它存在着诸多弱点,使之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与期望。在这些潜在的风险中,以下几点尤为突出。

第一大风险是,难以评估。由学术机构的本质所决定的。高等院校从事的许多重要工作往往很难评估。比如,一些教学项目的质量及效果如果发生变化,不花上几年的时间往往很难观察到。而即便真的有这个时间,能看到的变化也不一定明显。相比之下,大学的科研质量则有更多的衡量指标,比如说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同一领域内其他专家的评价等。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只要将不同学者和科研人员的声誉生硬地叠加在一起,就能得到一个学校的科研水平。用这种方式衡量学校的学术水平是值得商榷且不合时宜的。

第二大风险是,错误决策的产生。如果完全由高等院校中的学科带头人来决定学校的目标和工作重点,由于他们更专注于自身的研究领域,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往往缺乏明确而全面的了解,因此很有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决策。而如果完全由校长和校董们来作决策,他们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学校的状况,可能会自满于现状而忽略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有形的任务目标往往会被过度强调,而那些难以被评估的工作则很少被关注。另外,由于缺少可靠的评价方式来衡量一所高等院校是否成功,高等院校的领导人可能会过度重视学校公众形象,或轻信一些看起来有效但实则虚假的成功标准。

对于高等院校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也会给政府官员的决策带来麻烦。比如,为了能够让各所高等院校切实地负起责任,政府往往会更注重对高等院校工作中具体的、能被准确评估的方面进行监督、考察,而那些同样重要但是可能难以评估的方面却因此被忽略了。又如,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公众利益会给高等院校设定最低教学质量标准。但这些标准的制定有时会过于专断从而不符合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而且教学质量是否达标也很难根据一些简单而不确定的标准来衡量,因此教育当局也不愿轻易对学校进行处分,这些标准最终将变得有名无实。此外,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大量高等教育院校都相对独立,而州政府、个人与社会团体,甚至公司和企业要想开办新学校也相对容易。所以,许多质量平平的学校也能够长期存续,这一点尤为危险。

第三大风险是,缺乏扎实的数据来衡量各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以及它们能创造出多少价值。而这就会影响到高等院校间的竞争方式,令它们提供的教育服务大大贬值。在各种商品市场中,竞争机制发挥着很好的作用。这是因为顾客是商品质量的仲裁者,他们可以确定哪一款汽车的性价比最好,或哪一款香水的味道更加迷人。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市场上,事实并非如此。学生们无法事先知道在哪所学校能学到更多东西,或哪些知识从长远来看对他们更重要。相反,他们会迷失在一些误以为重要的因素上,并以此为依据选择学校。比如,他们可能会过分注重那些毕业后好找工作的专业和学校,也可能会忍不住诱惑而选择了一所社交活动丰富或是拥有一流体育专业的大学,但却低估了优质的本科教育能给自己带来的长期益处。如此一来,学校很可能会竞相通过投其所好来吸引更好的学生,并以学生的偏好为标准来调整课程和本科专业,但这种做法是应当受到质疑的。

第四大风险是,竞争之忧。和大多数商品及服务不同,大学教育所提供的服务不仅关系到学生本人,还影响着整个社会。对社会经济来说,大学生能否拥有用人单位所需要的技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学生对这些能力是否真的感兴趣,则另当别论。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人们希望大学生能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博闻多识,成为富有道德责任感的公民,但学生自己对这些标准并不一定看重。因此,如果学校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学生,而过分迎合学生喜好,修改办学内容,那么高等院校间的竞争也许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最优的结果。

同样,竞争也可能使学校过度关注学生之外的其他一些群体的诉求。一心想要提升学校声望的校长们,往往会尽力回避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以免引起非议或是给学校招致负面宣传。比如,他们会拒绝谈论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或者因为害怕得罪一些著名学者,他们也不会要求教师们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因此,学校想要限制教师们在外从事兼职咨询工作,就成了一纸空文。学校三令五申在科研活动中要回避经济利益,却因执行乏力而形同虚设。

另外,为了超越竞争对手,学校间对于经费的争夺也会使它们不断迎合校友及其他捐赠者的要求。为了获得校友们更多的赞助,学校领导可能会降低招生的成绩标准,特招一些体育特长生,为学校在橄榄球联赛或篮球联赛中创造佳绩。同时,为了获得企业的支持,大学教授们的研究会更侧重于那些能带来短期利益和实用价值的项目,从而忽略了更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学校的发展方向也会因一些富人慈善家的个人兴趣和关注而改变。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科研资源,学科带头人们甚至可能听命于强势捐赠人,从而改变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课程设置,只要对方能慷慨解囊就好。

第五大风险是,随着大学的不断扩张,其运营成本也日益高企。为了实现自我进步和超越,许多高等院校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筹集更多资金。这种趋势会像病毒扩散般影响到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任命一名大学校长时,可能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筹资能力是否出色,而非其学术口碑和教育眼光;选举一名校董时,可能更看重的是他能否给学校带来更多捐赠,而非他的办学智慧与管理经验;招募一名新生时,可能更看重他的家庭是否富裕,而非其才能是否出众;开设一项新课程或活动时,目的可能更多是为吸引资金,而非促进学生心智的发展;甚至在任命一位教授时,可能考虑更多的他是否能从政府及企业界获取支持。更让人担心的是,为了筹集更大规模的资金,一些学科带头人甚至会与企业展开一些存在争议的商业合作,这最终会损害学校的名誉和学术事业应有的价值观。

高等院校的扩张及其五花八门的活动给美国高等教育造成了潜在的风险。为了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且抓住各种科研机遇,高等院校会不惜开设各项新专业、新课程,组织各种新活动,而这都会使高等院校变得更加复杂、更难管理。并且这一趋势也为我们选拔校长、教务长和院系主任带来了难题。一方面,高等院校作为一个大而复杂的机构,要使其平稳运转,学校领导者必须具有出色的管理水平和高超的筹资能力;但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其领导者又必须能获得广大教职工的支持和尊重,并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指导研究工作,那么选拔委员会就应该从教师或者学者中挑选贤能。二者兼备的候选人实在是少之又少。那些善于管理、长于筹资的候选人往往弱于学术;而另一些虽然闻于学术,但管理经验不足,筹资能力欠缺。有鉴于此,校董们往往会顾此失彼,以求权宜,这必然会给学校带来严重的问题。

在高等院校规模化、复杂性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本质也决定了它可能面临的一大潜在风险。美国的高等院校治理是否能够真正变得富有效率呢?与公司企业、军事组织以及政府机构不同,在大学里很难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管理。学科带头人们无法靠下几个命令,让教师们讲几堂好课,就能改善学校的教育质量。同样,也不能靠强制命令教授们出版几本好书,就能提升大学科研水平。要想提升大学的水平,必须靠教师们自觉、自愿地参与及合作。而要想有一流的教学和科研,高等院校就必须给每位教授以极大的自由及独立性,允许他们按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开展工作。因此,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大学注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内部存在矛盾和冲突、懒惰和僵化的风险也会比其他一些重要机构更多。

上述的困境与复杂性向我们揭示出,尽管美国高等教育有着强大的实力,但其背后的潜在风险与弱点会使美国的高等院校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与期望。虽然这些风险不一定会马上发生,并造成糟糕的实际后果,但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它们真实存在并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本书接下来的一大部分内容将尝试具体分析这些风险性问题,一一探讨其对高等院校发展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将负面后果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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