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前校长谈美国大学的入学和毕业

藤校通工作室 Ivy Express

本文的作者是美国当代杰出教育家、曾两次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本文概述了美国大学的入学和毕业。虽然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美国人,但对于想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这篇文章也能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美国人历来十分重视教育。19世纪,美国已率先要求青少年接受小学教育,之后延伸至中学教育。不同派别的教会还建立起了附属学院。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旨在通过赠地促进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的发展。19世纪末期,美国高等学府的数量已达977个,仅马萨诸塞州的高等院校数量就已经是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几倍。

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人数虽然增速缓慢,但也稳步增加。尽管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不及美国的一半,然而截至1940年,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也只有约14.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比例迅速提高。1950年,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为17%,1980年稳步上升至39%,2000年为55%,2011年则为68%。由此,美国高等教育最先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渡。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大大增加。截至2010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达到了54 000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只有32 600美元。人们也逐渐注意到了这一趋势。2005年,8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学教育已经与曾经的高中教育同等重要了”。公共议程基金会(Public Agenda)的调查显示,在2000年,31%的受访者认为“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是个人事业发展所必需的”,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5%。同时,在高一(九年级)和高二(十年级)的学生当中,希望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也飙升至近80%。

虽然很多学生希望接受高等教育,但从大学生入学率和毕业率的数据来看,这些年轻人距离实现志向的差距还很明显。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每100个初三学生中,75%能高中毕业,51%能入读大学,只有29%能从大学毕业。我将在下面两节讨论这些数据所说明的问题。

多少年轻人应该上大学

虽然大多数人支持更多年轻人入读大学并获得学位,但也并非没有异议。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入读大学的年轻人数量已经超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如果情况如此,扩招只会导致美国高等院校毕业生过剩,令许多毕业生失望,造成资源浪费。

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教授最近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发声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职业预测中,虽然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岗位数量增长,但是并不足以支持大学进一步扩招。例如,对工程师的需求增速预计不会高于人口增长率。此外,在预计需要的技术人员中,许多岗位可由只有高中学历的工人胜任。为了印证这一观点,他举了本田和丰田的例子,这两家汽车制造企业虽然产品技术复杂,但在美国设厂时,却选择了大学毕业生数量相对较少的地方。

海克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在对各种职业的预测中,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需要专科以上学历的岗位增速将会是最快的。到2018年,预计这些岗位的数量将以15%~20%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只要求高中或高中以下学历的岗位增速不超过10%。另外,针对2018年以前职位增长的情况,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安东尼·卡内瓦莱(Anthony Carnevale)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显示,63%的空缺岗位将要求具有本科学历。

海克还认为,需要和不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很容易被区分开。但这样的界限是否存在还有待商榷。许多以前只需要高中学历的职位,现在需要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员。因为有些工作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更多的工作现在需要利用计算机操作;有些职位则转变为自主工作小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提高生产力、质量或安全性等。

目前仍由高中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如果由大学毕业生来做,可能效果更好,效率更高。美国劳动部的一项研究发现,约10%的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以前一般由高中毕业生来完成,但大学毕业生拿的工资更高。那么对于高中毕业生可以做的工作,公司给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更高,是否仅仅由于雇主对文凭一味迷信?这种情况不太可能。那为什么公司又要雇用数千名大学毕业生来完成工作,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呢?大多数公司都是急于通过削减岗位、雇用临时工来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费用。相反,安东尼·卡内瓦莱和唐娜·德罗切斯(Donna Desrochers)指出:“对于生产力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做非本专业的工作,由于掌握了一些常规技能,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总是比那些学历稍低的人员更有效率。”其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沟通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不断学习并通过参加培训掌握新技能的能力等,都是在当今社会工作中所需的常规技能。

具有本科学历的员工平均工资更高,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到,经济环境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目前,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过去的35年中,虽然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是过去的三倍,本科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平均工资差额已创1915年以来的新高。这样巨大的差异表明,美国并未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反而缺乏合适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大学扩招将有助于经济发展。这是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从其详细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里停滞不前的毕业率导致人才供不应求,因而妨碍了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奥斯特曼(Paul Osterman)预测,即使大学毕业生数量翻一番,仍然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经济回报要远高于偿还额外的教育投资部分。

不论人们对此问题的观点如何,如果只是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鼓励年轻人上大学,那么这样的考量完全是错误的,教育还能带来其他的好处。研究表明,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相比,大学毕业生生活方式更健康,寿命更长。他们抽烟少,肥胖的可能性小,受抑郁情绪的困扰也少。

还有一系列研究支持杰斐逊总统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对于民主十分重要。大学毕业生参与投票的比例一直要高于高中毕业生。事实上,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发现,在所有形式的政治活动和公民活动中,包括参与竞选、为政党工作,或者只是参加竞选集会、给国会议员写信等,教育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研究表明,高入学率和高毕业率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好处。例如,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往往犯罪率低,失业率低,依靠社会救济的可能性小,种族包容性更强。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可以更科学地教育孩子,促进孩子认知的发展。他们的孩子往往也能够上大学。学者认为,大学教育带来的民主、健康和社会收益与毕业生收入增加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虽然有以上的研究结果,但是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表示,也有理由不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上大学。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表示,目前许多大学生都不具备大学所要求的学术工作能力。默里设定了一个“大学合格”的标准,根据本科入门课程中的常见内容,预计所需达到的分数。曼哈顿学院的杰伊·格林(Jay Greene)和格雷格·福斯特(Greg Forster)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测试。这其中包括三部分:学生是否高中毕业;是否完成主修课程(如四年英语学习,三年数学学习,两年科学、社会学和一门外语的学习);是否达到了权威阅读理解考试的最低分数要求。根据这个标准,只有32%的学生能够进入高中,不到一半的高中毕业生能够顺利完成四年大学的学业。他们表示,2000年达到标准的高中生人数为129.9万,这一数字略低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的达标人数——134.1万。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多数学生至少能够到社区学院就读。目前,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的40%就读于社区学院。虽然上两年学所获得的专科学历不能与本科学历相提并论,但研究人员发现,在任何一种学院里学习一年,毕业生的收入基本上都会有同等数量的增加。因此,社区学院的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同样对经济发展和毕业生的收入产生积极地影响,与在四年制学院读书的结果并无差异。

同时,不管学生的能力如何,是否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许多高中辅导教师都会鼓励学生上大学。因此,预计有25%上了大学的年轻人和58%正在接受社区学院教育的学生,在正式上主修课程之前需要进行补习。如果补习课程有助于学生获得相应的能力,那么仅仅凭借这些数据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然而,目前情况远非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参加补习的学生并不能顺利完成课程。在学习基础写作课程的学生中,只有68%能够通过考试,阅读课程的这一相关数据是71%,数学课的则仅为30%。从整体来讲,补习的学生中只有不到一半能够顺利完成课程学习,更多的学生根本没有注册补习课程,而是直接放弃了大学教育。更糟糕的是,针对“上过补习班的学生,毕业的可能性是否更大”这一问题,对美国不同的州的研究结论并不相同,即便是积极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效果一般。

简而言之,对于高中毕业但还不具备必要大学学术技能的学生,虽然补习班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但是能够胜任相应大学要求的学生人数还是很有限。如果高中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相应的能力,或者如果补习班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克服他们的薄弱环节,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上大学。遗憾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这能否实现还是完全不确定的。

那么,增加具备相应学术能力的高中毕业生数量的前景如何?粗略看来,前景不容乐观。目前,超过70%的高中毕业生会适时入读两年制或四年制学院,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估算的、真正符合上大学条件的学生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能有所改进吗?是否已经达到了一种饱和的状态,以至于符合条件的学生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增加了?

令人惊讶的是,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没有掌握必要的技能就上了大学,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有学术能力的高中毕业生却没有申请上大学。一些学生家境富裕、符合条件,也进入了四年制学院,他们的比例已经足够高,可能不会再增加。在1991年毕业的高中生中,符合条件且家庭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年轻人,其中有86%在两年内开始了四年制学院学习,其他高中毕业生可能晚些入学或者进入两年制的学校学习。但对于那些学术能力不错、家境却不富裕的学生来说,入读四年制学院的比例就会低得多。美国教育部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1994年,在1992年毕业并具备大学学术能力的学生中,只有52%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62%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学院学习。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一些即使很有天分的学生的入学率也不高。1992年,来自收入最低的1/4家庭的高中生中,成绩处于前1/4的学生里也只有58%在两年内进入四年制学院学习。截至2000年,这些学生中只有29%获得了学士学位,8%获得了专科学位(两年制),3%完成了职业教育课程并获得相应证书。

许多来自困难家庭但有天分的学生并不准备上四年制学院,而是选择社区学院。根据一项最新的预测数据,来自最底层家庭、但成绩却名列前1/4的学生中,有超过20%的学生选择这条路径。遗憾的是,如果这些学生最初就能够选择四年制学院,那么他们获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更大,而他们最初却选择了两年制学院,这样他们再想转学进而获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就低很多。毫无疑问,他们或者因为经济原因,或者因为个人和家庭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入读社区学院,又或者干脆不继续读书了。然而,对市中心贫民区高中生的调查,则给出了另外的解释。对于他们有能力入读的四年制学院,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对学费情况知之甚少,或是不了解获得经济资助的渠道。还有一些学生因为这些学院复杂的申请程序而犹豫不前,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前途。通常情况下,这些学生的家庭中没有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高中同学也基本没有人考虑读大学的事情。因此,他们没有什么读大学的动力,也得不到其他的建议,包括如何申请大学以及在哪里申请,他们就读的高中所能提供的这方面服务同样也很少。

想要劝说高中毕业生到与他们能力相符的大学就读,需要辅导教师的数量和素质都要有大幅提升。目前,辅导教师的负担很重,每个人都要负责平均300多个学生。通常情况下,辅导教师还有其他的工作职责,而且他们对顶尖大学的信息掌握程度也很有限。另外,由于增加辅导教师的数量,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培训课程都会产生很高的成本,所以在目前的财政情况下,州政府或美国国会是否愿意开展这项工作尚不清楚。

如何提高毕业率

相比劝说符合条件的学生上大学,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他们顺利毕业并拿到学位。30年前,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几乎居世界之首。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上一些最发达国家大学生的毕业率激增,而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则停滞不前。因此,在27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目前美国在大学生毕业率方面的排名几乎垫底。在进入四年制学院学习的学生中,有差不多1/3在接下来8年半的时间内都拿不到学士学位。1980—2000年期间,在8年的时间里完成大学学业的高中毕业生比例,实际上从50.5%下降到了45.9%。目前在25~34岁年龄段的人中,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几乎不超过其父辈。

社区学院的数字更令人沮丧。虽然这些学院成立的初衷是作为四年制学院的过渡阶段,但是最终能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相对较少。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相比直接进入四年制学院学习的学生,大多数入读社区学院的学生,其学术成绩略逊一筹,而且SAT成绩也略低。但即使考虑到差异,这些学生最终获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还是低得多。

同样,获得专科学位或技能证书的学生数量也少得可怜。未来工作组织(Jobs for the Future,简称JFF)为光明基金会(Lumina Foundation)对6个州的社区学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1999年入学的学生中,在6年之内获得证书比例也有不同,康涅狄格州是1%,北卡罗来纳州是10%。美国学生信息交换研究中心(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全美数据显示,在2006年进入公立社区学院的学生中,到2012年只有23.9%从同一学院毕业,另外3%转学到另一社区学院并毕业,还有9.3%没有拿到专科学位,而是转入大学并从四年制学院毕业。

与入学率一样,毕业率也根据学生家庭收入情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因此不仅仅是能力的差异降低了毕业率。在具备大学学术能力的学生中,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有81%在8年内获得了学士学位,而来自低收入家庭同等能力的学生只有36%获得了学位。这种贫富背景的学业成就差距几十年来一直不断拉大。但有趣的是,主要原因并非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而是在高收入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上大学并追求自己的事业。

由于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和机遇的重要性,目前停滞不前的毕业率也让美国政府高层大吃一惊并感到担心。奥巴马总统已经多次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并设定了目标,预计到2020年,获得各类大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的比例将提高至60%,让美国重拾在教育领域的历史领先地位。

困境的根源在哪里

如何才能提高美国获得本科学历人群的比例?尽管美国人辍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原因都与高等院校本身有关。例如,要想让更多的学生为上大学做好准备,就要提高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教育的质量,或是提升学前教育项目,而在这些方面,大学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还有一些因素经常导致学生辍学,但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并非易事。例如,尽管研究显示,与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学生相比,住在校外的学生更有可能辍学,但是对于很多高等院校来说,修建新宿舍所需的经费很难筹集。同样,学生人数较多的大学辍学率一般来说更高,但这种情况也不容易改变。其他因素如家庭危机、疾病困扰、沾染毒品或是其他个人原因也会导致学生辍学,这对于很多大学来说是爱莫能助的。

尽管如此,大学还是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毕业率的。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四年制学院中有2/3的学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如果他们在上大学之前更加了解大学的情况,就会在高中时更加努力学习,并且加修一些难度更高的课程。然而,通常情况下,没有人在高中时告诉他们进修的课程不够充分,不能很好地衔接大学课程。直到上了大学后,他们才发现需要先修一些不计学分的补习课程,于是很多人就心灰意冷地辍学了。而没有辍学的学生也常常修不完那些补习课程。

遗憾的是,很多高中辅导教师常常会建议学生接受大学教育,即使这些学生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显然,这些教师不想让前来咨询的年轻人感到气馁。即使有时教师提出学生可能要参加补习课程,但教师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课程可能不会纳入大学毕业要求的课程,或是不能在四年制学院转换成学分。正如教育学教授詹姆斯·罗森鲍姆(James Rosenbaum)和他的一些同事所指出的:“因为缺乏适当的信息,很多高中生以为即使不学习也能进入大学,所以无须努力学习高中课程。”

一些学生无法为接受大学教育做好充分的准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高中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协调性远远不足。在大部分州,基础教育体系与高等院校是完全分离的,而且很少有机会紧密合作。即使有一些关于加强协调性的商讨,社区学院也总是被忽略,没机会参加讨论。然而,对于大多数遇到学业上的困难而辍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往往就读于社区学院。

大学能采取哪些措施

从原则上来说,各州官员应当能够说服各学校、各大学和社区学院之间建立更好的协调性,将高中教授的课程和高等院校所要求的学术能力与知识结合起来。有些国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美国也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学生要被迫参加补习课程,各州政府也能因此节约更多开支,高等院校毕业率很有可能相应也会上升。然而,由于美国的教育体系高度分散,并且一直沿用地方教育自治的传统,使得各教育机制之间的协调尤其困难。一些大学不愿意接受统一的州内大学招生合格标准。而很多高中认为,根据现有标准,已经出现了许多学生无法毕业的难题,更谈不上提高学术标准来进一步衔接大学课程的要求了。无论如何,尽管有几个州正在尝试加强各教育机制之间的协调性,但正如戴维·史彭斯教授(David Spence)在2009年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具体的大学招生合格标准与毕业标准,现在没有一个州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就此达成一致,并且使其能够应用于各州的两年制与四年制高等院校中。”

很多大学自身就能采取措施以解决不协调的难题,也能减少招录准备不充分的学生人数。如果州政府无法加强高中与高等院校之间的协调性,那么吸引最多周边地区生源的高等院校也许能和当地的高中合作,让学生们了解大学的情况,从而做好相应的准备。高等院校可以组织当地高中辅导教师,参加暑期或者周末的会议,向他们传达高等院校的学术标准及其他有用信息,包括相关费用和经济资助等。高等院校也可以允许高中生选读一些选修课,从而让他们了解高等院校学习的第一手信息,目前,有些高等院校已经付诸行动了。更好的做法是,高等院校可以与高中合作,提前告诉高一与高二的学生,让他们做好相应的准备。比如,各州的社区学院可以举办统一的考试,来决定哪些学生需要参加补习课程。高二的学生就可以接触到考试题目,去了解他们需要加强的技能,从而为直接入读高等院校时计入学分的课程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一个措施是高等院校与高中加强合作,让学生掌握更多学术技能,为学生上大学做好准备。

为了自身利益,它们也应该积极采取这类措施。因为,为准备不足的学生加开补习课程,对高等院校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不仅成本昂贵,还让许多教师体会不到成就感。因此,如果能与当地高中合作,就能使更多的学生成功掌握学术技能,高等院校也会收获良多。

第二个措施是加强补习教育。目前,只有约1/3的高中生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因此,要想提高美国年轻人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就必须要帮助更多的学生,使他们能够精通基本技能,从而在大学期间相对轻松。

很长时间以来,补习教育一直不受高等教育机构的欢迎。纳税人不愿意为这类课程掏钱,事实上,至少有10个州的纳税人已经拒绝为补习课程付钱。其他州的纳税人坚持此类课程应当在社区学院内开展,导致许多学生转读社区学院,这样一来,这些学生最终获得本科学位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无论在哪所高等院校,基本都是由兼职教师来教授补习课程,因为正式教师认为教授这类课程与其自身能力与身份不符。大部分课程的教授方式都是“技能与训练”,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方法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方式来提高补习教育的质量。幸运的是,在一些基金会的帮助下,一些社区学院正在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使得更多的学生可以达到资格课程要求,从而开始修读学位课程。

第三个措施是增强课程教学的趣味性。近期一项研究显示,适当的课堂活动有助于降低辍学率。高等院校可以采取更加主动的教学方法,如让学生合作解决学业问题,或者是让本科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研究项目等,这些似乎都是有效的方式。甚至一些简单的方式,如条理更加清晰、结构更加合理的授课都会产生积极效应。通过增强课程的价值与趣味性,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鼓励学生,积极给予反馈,树立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进步,等等,都可以提高毕业率。

最后一个措施,为了提高毕业率,高等院校应当向学生提供更多支持与帮助,避免学生辍学。一些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使学生免于辍学。高等院校可以试着尽早了解处在辍学边缘的学生,以便给予他们咨询与辅导,避免其辍学。高等院校也可以开办新生研讨会、举办暑期衔接项目和组建学习小组,让大一新生一起上课,采取各种政策使大一新生融入大学生活,甚至为学生提供校内勤工俭学的工作等,这些都会产生积极效果。高等院校也可以向学生提供其他宝贵的支持,如心理健康服务、经济资助与支持、改善就业指导和就业安排等,使学生意识到大学毕业的重要性。良好的开端可以从协调或是整合这些服务开始,使得学生不再感到眼花缭乱,不知从何入手。对于那些难题多多的18岁学生,尤其是那些父母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来说,让他们在不同的办公楼中找到不同的办公室,以获得各种帮助,常常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文森特·汀托(Vincent Tinto)是研究辍学问题最资深的学者,他将这些防止辍学的措施视作最有效的方式。很多高等院校的学生能力相似,家庭背景也相差无几,但其毕业率却相差迥异。因此,高等院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改进补习教育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经济疲弱时期,这往往是个大难题,对于那些资源有限的院校更是如此。道格拉斯·韦伯(Douglas Webber)和罗纳德·埃伦伯格(Ronald Ehrenberg)两位教授发现,在辍学率超过50%的院校,不需要额外的成本,仅从每位学生现有的教育预算中调拨出500美元用来提升学生服务,就能使低收入学生的毕业率净增1.3%。

学费过高的影响和危害

经济困难是最显著的辍学原因之一。学费问题似乎并不会阻止学生申请入读高等院校。分析人员一致认为,在符合大学要求的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不到10%的学生会因为缺乏足够资金而选择不进入大学学习。然而,很多进入大学的学生发现,就读大学的费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事实上,本科生认为资金不足是辍学最常见的原因。最终,那些不再接受父母资助的学生,以及刚刚高中毕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都认为,他们无法在保持长时间兼职工作的同时兼顾学业,或者他们无法继续举债读书。

高等院校应该为由于学费过高而造成的问题负责吗?很多人持肯定态度。200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上不起大学》(College May Be Unaffordable for Most in U.S.)。2005年,《经济学人》指出,美国高等教育可能弱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学学费涨速太快,会将其置于不利的市场地位。

支持美国大学学费过高的人们通常的观点是,学费的涨速比生活水平的涨速要快得多。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1982—1984年这一时期至2010年,大学学杂费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上涨了439%,医疗保健成本上升了251%,教职员工的收入平均仅增加了147%,而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仅上涨了106%。很显然,这些趋势激发了人们的批评甚至是忧虑。然而更仔细地审视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数据并不能准确地表明当前的学费水平是否合理,也不能说明过去数十年来,大学学费的涨速给人们造成负担。

在关于学费的概括性说法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同大学的花费天差地别。在2011—2012年,公立社区学院的平均学费仅为2 960美元,然而在私立的四年制学院中,学费高达2.85万美元。更有甚者,不仅仅是在州立高等院校中,甚至是在学费最为昂贵的私立学校中,学费通常远低于就读大学所需的全部开销。因此,学费的过度征收并非不言自明,它有可能是市场起价的。许多昂贵的顶尖大学并没有流失申请就读的学生,数十年来,申请就读的学生人数反而持续增加。目前,有些高等院校的录取比例仅为11:1、13:1甚至是16:1。除了学费成本以外,由于申请竞争太过激烈,一些家长不惜花费高价咨询顾问,以帮助孩子成功申请大学。更有甚者,一些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们送进精挑细选的幼儿园,也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些竞争优势,以便将来把他们送进常春藤盟校那样的精英学校就读。

学费也让人们对美国大学的整体费用情况产生一种误解,因为大多数的学生都会获得奖学金、助学金或是某些形式的经济资助。各方投入了大笔资金来支持这些经济资助。在2010—2011学年期间,高等院校投入了297亿美元用以发放奖学金,美国政府为助学金拨款超过339亿美元,州政府为助学金拨款达到91亿美元。这些投入对就读大学的实际成本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从学杂费中减去各种形式的助学金(贷款除外),那么在2011—2012年,就读四年制私立学院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杂费),从平均2.85万美元降至平均1.297万美元,而就读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实际花销从8 240美元降至2 490美元。在公立的两年制(社区)学院中,平均的助学金超过了平均的学费,学生仅仅只要支付800多美元的食宿费用。2009年,在本州内就读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生,如果他们出身于低收入家庭,并且申请了最大份额的必要助学金,他们的实际开销平均为零(学杂费扣除奖学金,贷款除外),而在私立学院就读的同等开销平均为6 140美元。

助学金也对学费的实际增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从2000—2001学年至2011—2012学年,私立大学的学费从2.101万美元增至2.854万美元,增幅超过33%。然而,由于经济资助的增速更快,学生平均实际花销(学杂费扣除助学金及税收优惠)仅从1.181万美元增至1.297万美元,增幅仅为10%。

当前,超过2/3的本科生都能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资助。在2011—2012学年,除了各种形式的900多亿美元的本科生奖学金之外,学生家长获得了额外134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学生还可以申请约700亿美元的国家助学贷款,因此每年学生获得的经济支持总计高达1 700多亿美元。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如此巨额的经济资助,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与毕业率不可能提高到目前的水平。

调查显示,虽然学生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资助,但他们在入学后仍会遇到经济困难的情况。截至2009年,平均每位大四学生背负的助学贷款为2.4万美元。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处境尤其艰难。在获得各种可能的经济资助包括助学贷款之后,许多学生每年仍要支付几千美元的额外开销。为了弥补这个资金缺口,他们或者依靠信用卡透支,或者每周进行长时间的工作,但其工作时长往往超过了学校建议的时长。

学费持续上涨,学生及其家长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财务状况呢?目前最常见的答案是指责高等院校的官员。尽管这种指责有着部分合理性,但现实情况却更加复杂,有多种因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

首先,学费增速高于生活成本增速的趋势并不仅限于高等教育领域。像高等院校这样大量雇用高水平劳动力的机构,其产品价格增速高于生活成本的增速,是因为这些机构无法像制造业、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大学学费增速快于生活成本增速这种情况,并不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在20世纪初我们开始收集学费信息时,或者在更早之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存在了。在其他劳动力密集的服务性行业,如医疗保健、法律服务、保险服务和交响乐团中,情况也同样如此。

其次,最近几十年,由于在高等教育的许多领域中,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历史趋势就变得更加明显。在大多数行业中,竞争一般都会导致价格下降。然而,在高等教育行业,吸引莘莘学子、基金会官员、慈善家和其他重要相关人士的因素,往往并非是价格的下降,而应该是质量的提升,或者通常被视为是质量提升的方面。但提高质量则意味着增加成本,无论是修建更舒适的宿舍和教室、更宽敞更先进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还是雇用更多受人尊崇的学者与科学家,这些都会增加成本。因此,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源,四年制学院时常面临提高学费的压力。

再次,各州在不断减少对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补贴比例,这也加大了学费增长的压力。随着州政府对公立大学补贴比例的下降,1980年,州政府补贴占32%;而2009年,州政府补贴仅占18%。因此高等院校官员不得不更频繁地提高学费,以避免教学项目质量下降。

最后,导致学生及其家长需要承受更高学费的还有一个原因,即在近几十年来,除了收入最高的20%的美国家庭,其他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趋于停滞。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学费增加了,但这类开销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因为它被收入增加抵消掉了。但是自70年代末起,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情况开始变得不同。因为对于这其中的大多数家庭而言,学费的增长开始挤占家庭支出中更多的份额,因此,这些学生和家庭支付大学学费也变得更为艰难。

由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资助的项目,这些家庭支付大学费用的重担减轻了很多。然而,由于政府成本也在增加,大部分资助项目就从以奖助学金为主转为以助学贷款为主。因此,虽然大部分本科生和家庭能够筹资就读大学,但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贷款,以增加工作时长来继续学业。最后,许多人还是辍学了。

刚刚描述的这种大学成本的趋势,无论是学费或是经济资助方面,从长期看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在过去数十年来,参与为本科教育提供资金的各方,一直都在试着把学费增加的负担转嫁给其他人。州政府一直想把这种责任抛给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则越发依赖助学贷款,以将更多成本转移到学生家庭的身上。这些家庭则只能让孩子在债务深渊中越陷越深。而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贷款违约。自始至终,高等院校不断增加就学成本,希望其他人能找到资金来埋单。然而,这个过程必须适时得到遏止。学费的增速不能永远高于家庭收入的增速。政府提供的助学贷款虽然帮助学生暂时支付了不断增加的就学开销,却带给了学生无休止的债务,这些债务负担如果进一步增加,就会影响到大学的入学率、毕业率,并给最终获得学位的学生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要迅速采取措施,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更多美国人获得学位,或者至少保持现有毕业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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